
2025年11月19日,日本共同社报道了日本政府完成向美国返销“爱国者”防空导弹交付程序的消息,这一消息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。这是自2023年底日本修订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后首次出口具备杀伤性的武器,标志着日本军事战略从“专守防卫”向“攻防兼备”的实质性跨越。

此次出口直接源于2023年12月对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的重大修订。原三原则禁止向争议地区或卷入冲突国家出口武器,而新修订的准则允许在满足特定条件下出口具备杀伤性的防卫装备。这一政策调整与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日本追随美西方对俄制裁有关,同时也推动了日本军事正常化。2024年日本通过《防卫省设置法》修正案,赋予自卫队“先发制人”打击能力;2025年提出“天网”太空监视系统计划,试图构建覆盖印太地区的反导网络。

具体到本次交易,日本向美国出口的是“爱国者-3”导弹(PAC-3),具备拦截弹道导弹能力,其核心技术源于美日联合研发。根据日本防卫省披露,本次出口的导弹为改进型,配备增强型动能拦截器(EKV)和更先进的引导系统,单发拦截概率提升至90%以上。值得注意的是,日本三菱重工已实现“爱国者”导弹国产化,年产能达200枚,为其大规模出口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
从美国视角看,此次采购日本导弹具有多重战略意图。一方面,乌克兰危机暴露美欧导弹产能不足,日本作为“民主国家军火库”可补充美军库存;另一方面,日本导弹与美军“萨德”系统兼容,可构建“分层拦截”体系,强化对朝鲜、中国的威慑。美军计划将部分日本导弹部署至关岛、菲律宾,形成“前沿防御”网络。

对日本而言,此次出口是其突破“和平宪法”束缚的关键一步。通过向美国出口武器,日本可验证其军工体系成熟度,为未来向其他国家出口铺路;深化美日军事同盟,争取美国在钓鱼岛、台海等问题上的支持;并通过“军事正常化”提升国际话语权。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国会答辩时直言:“出口防卫装备是日本作为‘正常国家’的必然选择。”
日本此举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应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,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一再突破约束,将推高地区军备竞赛风险;韩国《中央日报》担忧,日本导弹技术可能通过美国流向台湾,加剧半岛紧张局势;俄罗斯外交部警告,日本此举违背“无核三原则”精神,将招致反制措施。
从技术扩散角度看,本次交易存在三大隐患:日本导弹采用的美制零件可能通过逆向工程被第三国获取;日本若向其他国家出口同类武器,可能打破地区军事平衡;日本自卫队借出口之机熟悉美制装备,为未来“协同作战”积累经验。日本防卫研究所报告承认:“导弹出口将使日本自卫队获得实战化训练机会,提升与美军互操作性。”
更值得警惕的是,日本此次出口可能触发“骨牌效应”。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,2024年日本军费已达GDP的1.3%,超过“专守防卫”红线。若日本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,可能引发韩国、澳大利亚等国跟进,导致印太地区陷入“安全困境”。
日本此次战略转向,本质上是其追求“国家正常化”的延续。自明治维新以来,日本始终在“脱亚入欧”与“和魂洋才”间摇摆。二战战败后,日本通过“吉田路线”实现经济崛起,但军事上受制于美国。近年来,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,日本试图通过“战略自主”重塑地区秩序。
然而,日本此举面临三重矛盾:宪法第九条与军事扩张的冲突——尽管日本通过解释性宪法实现“曲线修宪”,但民众对战争记忆的恐惧仍构成隐性约束;经济依赖与军事扩张的张力——日本军费增长需以牺牲民生为代价,2025年日本社保预算已因军费扩张被压缩;中美博弈中的“选边站”风险——日本若过度倾向美国,可能被卷入大国冲突,反之则可能失去美国安全保障。
日本国内对此次出口存在分歧。日本共产党等左翼政党批评此举“将日本拖入战争风险”;而自民党则强调“这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之举”。这种分裂反映了日本社会在安全议题上的深层矛盾。
日本此次导弹出口预示着东亚安全格局将进入“新常态”。在这种背景下,中国需强化“反介入/区域拒止”能力,通过部署高超音速导弹、量子雷达等技术,对冲美日导弹防御系统;推动“安全共同体”建设,通过中俄联合军演、上合组织框架等机制,构建包容性安全架构;深化经济外交,通过“一带一路”高质量发展,增强地区国家对华战略认同。
从全球视角看,日本此举也折射出国际秩序的深层变革。在单极体系瓦解、多极化加速的背景下,中小国家正通过军事合作寻求战略自主。然而,这种自主若建立在“以暴制暴”逻辑上,最终将导致“安全悖论”。
日本首度出口“爱国者”导弹既是其军事战略转型的里程碑,也是东亚安全格局的转折点。这一事件提醒我们,在权力转移的时代,任何单边军事扩张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唯有坚持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的安全观,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,才能避免“修昔底德陷阱”,构建持久和平的地区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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